伦理脱轨的迹象以及它们试图通过法律途径得到辩护，就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样，将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德国人口进行比较，仍然是将两个通过教育、榜样和民族团结在道德上得到加强的民族群体进行比较。我们明智地避免了与当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状况进行更有意义的比较。最重要的是，纳粹政府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取得的成功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与之前的墨索里尼在西西里
对抗各种黑手党集团一样，阿道夫·希特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彻底摧毁了有组织的严重犯罪。在柏林的北部和东部，所谓的 Ringvereine（黑帮俱乐部）拥有与芝加哥黑帮类似的权力地位。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这些指的是特别成功的死囚团 电话号码数据 伙或盗匪，由少数幕后主谋控制。他们有众多同谋，从策划者到上门推销员到销赃人。如果戒指俱乐部的成员在抢劫或银行抢劫未遂中受伤，医生可以处理伤口，而无需询问伤口来源。同样，如果重犯死亡，他们会提供奢华的国葬和足够的遗属抚恤金。如果逮捕嫌疑人，最狡猾的律师（大多是犹太人）会为富有的客户辩护。所有这些几乎类似保险的服务都由高昂的会员费资助，即使在商业不景气的时候，会员费也会被无情地收取。
从 1933 年起，戒指俱乐部的（伪）政治立场也导致了他们的垮台；人们深情地回忆着社会民主党人菲利普·谢德曼在柏林卢斯特加滕发表的那场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之一，开场白是：“你们这些小偷、娼妓、杀人犯——我呼唤你们，到我们这里来！”人们感受到了政治的号召，但当时他们并不知道，选边站队会让他们招来两个日益壮大、后来势不可挡的敌人：纳粹党和冲锋队。甚至在此之前，“汉堡木匠”们就曾不定期地出现在柏林摔跤俱乐部的 人们经常问我是如何开始涉足商业地产的，我 酒吧里，为职业罪犯清理家具和脸面。在此之前，自由派媒体也尤其擅长淡化最严重的犯罪行为，他们只想在惯犯身上看到“政治上被误导的孩子”。
希特勒就任帝国总理后
德国共产党将这些黑社会组织吸收到其非法组织中。公平地说，必须指出的是，许多真正的共产党员都曾反对过这个职业罪犯组织，后来又投奔了另一方。希特勒从掌权的第一天起就严厉打击这些黑帮。他们的资助者迅速撤离，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越境逃走。如果没有他们的预先资助，像银行抢劫这样的重大行动根本无法进行，因为需要大量资金来雇佣侦探，而侦探又不得不贿赂银行职员，甚至还要购买焊枪等专用设备。新政府不希望其成功的调查受到不法律师的威胁，因此在许多案件中采用了预防性拘留，由于其无限期的性质，这种拘留具有 邮寄线索 很强的威慑力。甚至在审判结束之前，就有几名罪犯在试图逃跑时被枪杀。这种做法甚至在最顽固的职业罪犯中也迅速蔓延开来。人们认为，这个曾经毫无防备的国家如今正用暂时非法但更为有效的手段来保卫自己。预防性拘留甚至死亡都是罪犯无法轻易算作商业支出的风险。
弗朗茨·冯·施密特是一位普鲁士将军的儿子，他是一位犯罪记者和作家，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初一直追踪柏林的犯罪和警察活动。他在1955年表示：“……1934年后，德国的有组织犯罪已不复存在。”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人们当然可以争论专制国家对职业罪犯发动战争的手段和严酷程度，但不能争论其结果是否符合守法民众的利益。在警察局长、检察官和法官中，希特勒对执法部门的财务问题尤为愤慨。
据前柏林警察局长冯
莱维措夫上将称，希特勒为在场人员计算出，一名终身囚犯在40年内将给国家带来多少损失：相当于30辆大众汽车。但希特勒并非唯一认同绝大多数德国民众正义感的观点。他的长期副官尤利乌斯·绍布（Julius Schaub）回忆录中的另一个故事也印证了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中期，希特勒在报纸上读到一起绑架儿童勒索赎金的事件，便询问司法部长居尔特纳博士，如果凶手被捕，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刑罚。居尔特纳回答说，一到两年监禁。希特勒立即要求制定一项新法律，规定对此类罪行以及抢劫和谋杀出租车司机等行为判处死刑。他的理由是：“我不希望美国的黑帮伎俩在这里盛行。”